中国手机前传:摩托罗拉的津门往事

来源: MISS XY(公号MIss XY)

“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就像现在,在手机领域,深圳的华为、东莞的OV与北京的小米远赴欧洲,围绕着折叠屏、5G吵得不可开交时,多数人也难以记起,天津曾经是中国甚至世界当之无愧的“手机之都”。

01 “哪也别去,就到天津来”

198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问清他是叶迪生之后说,“天津成立开发区了,你是领导人之一,都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不去报到。”他有些发懵,但隐约知道,天要变了。这位年轻人,此时还是一位搞半导体的技术员,但很快,他将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第一批技术官僚,把手机引进中国的人。

同年,远在大洋彼岸,老高尔文(Bob Galvin)执掌的摩托罗拉向市场推出了一项新的发明——移动电话。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市场的爆款。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几个人知道“大哥大”。几十年前,这家公司还是靠卖爆米花起家。

1937年,叶迪生出生于好望角的一个华侨家庭里,是家中幼子。他的父亲因为崇拜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给他取名叶迪生。好望角是五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最远抵达的地方。据说,这个“开眼看过世界”太监,曾对明成祖撂下过一句充满“先知”色彩的话——“将来中国的威胁,会从海上来。”

其实应该加上后半句,机会也是从海上来。

海外辗转多年,叶迪生回到天津,于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但很快被打成“右派”。毕业之后,他被发配到位于胡同里的一个小工厂,工厂的名字有种奇异的浪漫,叫野玫瑰电子厂。在这个厂里,他一直干到1984年,直到那两个人闯入的下午。在野玫瑰的二十年里,他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搞发明搞研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的年利润在80年代初就达到500万元。他还因此受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接见。

叶迪生到天津开发区任职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一无所有,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天津港。和蛇口一样,政府给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一笔仅供用于滚动开发的贷款。时任市长李瑞环对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要钱?没有,政府一分钱也不会给,就这么一块地。”

天津市给了这些建设者一把尚方宝剑:“在开发区什么都可以干,失败了,只当是地震把塘沽震毁了,也不会影响天津,你们尽管大搞你们的试验。”

起初,天津招商并不理想,叶迪生一直很渴望能引进“巨人型的企业”。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也决定了天津与深圳最终的走向——巨人型的外企通常拥有完善、自成体系的产业链,很难在一个地区形成创新生态。

1987年的夏天,叶迪生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时任电子工程部部长李铁映问他:“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但要求必须是独资,你那是一个‘特区’,行不行?”

“哪家企业?”叶迪生心里打鼓,按照当时政策,外企独资是绝对不允许的。

“摩托罗拉。”李铁映说,“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独资,我这可以,能办。”叶迪生一听,脱口而出,“哪都别去,就到天津来。”

1987年秋天,摩托罗拉一位副总裁带着助理造访天津。其中一人甚至私底下问叶迪生,你们那里有没有宾馆。叶迪生发现,最近的,勉强能住的也只有塘沽的胜利宾馆。美国人考察完,认为开发区的环境之差,令人难以忍受。但令他们诧异的是,这位还没有见过大哥大的天津领导,对摩托罗拉的产品如数家珍。

在占得先机的广东,手机的市场潜力已经得到了印证。当年11月,广东开通了首个移动网络,摩托罗拉进入中国。那时候,一部手机重一公斤,售价两三万,一个工人的工资仅有几十块,但中国人提着一箱一箱的钱,排队托关系也想购买。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是当时土豪的象征。

次年春天,叶迪生造访美国,点名要去摩托罗拉。也是在那里,他用一个硕大的黑色手机,拨通了远在天津的家里的电话。他隐约意识到,这种通讯技术,会在中国酝酿成一场风暴。他下定决心,要把摩托罗拉引入天津。那一年,雷军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任正非刚刚在深圳创立华为,身上还背着200万债务,至于陈永明的OPPO,还要等13年才会在东莞诞生。

叶迪生回国后没多久,摩托罗拉再次来中国考察,去了天津,也去了其他的沿海城市。“别的城市说欢迎,但他们可能连墨脱罗拉是什么都不知道。叶迪生了解你们,他在开发有市长一样的权力,始终把你们放在第一位。”天津市长说服了摩托罗拉。

1992年,摩托罗拉这个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以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一片具备设计感的现代厂房,以绝对引领者的姿态出现在开发区。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罗拉手机都产自于这里。

这件事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

02 “做一家中国企业”

三星天津工厂关停的前夜,有人在网上贴出了1993年在摩托罗拉的经历。对于天津人而言,它甚至带有“启蒙”的意义。

在摩托罗拉,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Robert、Mary满天飞,工人和工人之间对话,也不停的蹦英文单词,就连食堂的在塘沽招的临时工都会说“他们老是对我complaint ”。 “这事你要去找屎迪瘟(Steven)”“哪个屎迪瘟,他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他叫屎迪瘟。”这样的对话在摩托罗拉经常发生。

除此之外,摩托罗拉给天津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工会、晋升制度、转账发工资甚至今天依然不算落伍的六西格玛管理系统。摩托罗拉的江湖地位一度超过“国企”,天津人以在那里工作为荣。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为另一种“国企”。

在遥远的1992年,摩托罗拉在中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世界上也没有。只不过,它离巅峰还差一个玩得转中国政商关系的高管。

就在叶迪生为“巨人型”企业辗转反侧,求而不得时,一位出生在马利西亚的华人已经游历了中国,他就是后来摩托罗拉中国地区总裁赖炳荣。他已经过了40岁,依然精力旺盛。这个极其有远见的人,在英特尔创立四周年时,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在一次摩托罗拉为他的妻子举办的升职宴会上,一位董事问他,摩托罗拉想要去中国大展拳脚,你怎么看?赖炳荣回答,要有一颗“中国心”。谁都知道,在中国要用资金和技术换市场,但是中国愿意和你分享什么市场,可以和你分享什么市场?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不一样,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才会有市场。这席话赢得了高尔文的好感。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摩托罗拉先后派出三四批说客,最终老高尔文亲自出马,才劝动了赖炳荣。1994年,50岁那年,赖炳荣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这一年,摩托罗拉如日中天,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23,在美国,六成手机市场由该公司垄断。然而,它已经游走在悬崖的边缘了,一家芬兰的公司浮出水面——诺基亚。

不过,中国的手机市场还是另一番景象。

赖炳荣上任之后,将所有的业务归拢到天津,提出了摩托罗拉四大战略——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总公司独资但项目合作,分公司合资,和国企合资。“不能只把中国当作手机装配厂。”“在中国,摩托罗拉要做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

远在美国的高尔文当然知道,中国会一点一点地学去技术,然后转过头来和摩托罗拉竞争,但是拥有13亿人的中国,实在太值得投资了。在叶迪生看来,这就是天津新的“洋务运动”。

赖炳荣的确不负重望,让摩托罗拉与中国打得火热。1995年,在西部大开发提出前,摩托罗拉先一步去了乐山,和乐山无线电厂合资建企业。赖炳荣甚至打破摩托罗拉在全球只租物业的传统,在北京买地建办公楼,那是遥远的90年代,他还不能预测到二十年后北京的房价。

后来,老高尔文见到某位中国领导人时,亲口承诺:“摩托罗拉不会从中国带走一分钱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再投资和培训中国员工。”他有自己的盘算,中国在高速增长,雪球会越滚越大。

中国是不会忘了老朋友的。后来,摩托罗拉的确尝到了中国移动通讯爆发的头啖汤。即使在1997年之后的几年,摩托罗拉在全世界被诺基亚追打得落花流水时,在中国市场依然稳坐第一。因为那时的中国手机市场还执行严格的牌照准入制度,除了摩托罗拉一家外国企业外,其余牌照全都颁给了国产手机。

后来有一年,摩托罗拉总部陷入亏损,天津市政府给予这家外企3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尽管天津外企众多,天津人对摩托罗拉的情感依然非比寻常。

最鼎盛时期,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中国的总投资额甚至一度超过大众。整个天津工厂累计生产手机超过3亿部,占据摩托罗拉手机的十之八九。“人家(天津)滨海新区那才叫开发。”蛇口的先锋们都柠檬了。

03 巨头的溃败

对于摩托罗拉而言,“狼”真的来了。

首先,老对头诺基亚开始学习摩托罗拉,在中国与国企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实现本土化生产,降低成本的同时,以更灵敏的方式与摩托罗拉争夺中国市场。

其次,2002年,与中国一水之隔的韩国,一家叫三星的公司开始杀入中国市场。三星甚至把厂房建在摩托罗拉天津厂区的附近,甚至全盘学习摩托罗拉的“中国化”战略。

就像韩国繁荣的娱乐工业一样,三星以多样的造型、漂亮的外观以及便宜的价格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喜欢。仅第二年,三星的天津工厂就生产了1400万部手机。

当年,天津总计生产了5000万部手机,主要是摩托罗拉和三星,相当于国内每生产四部手机就有一部就来自天津。深圳的华强北,是山寨机的大本营。在东莞,大大小小的手机厂、配件厂像麦子一样的稠密,它们像野草一样,展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较早开始做手机的大厂中兴,培养了一大批做山寨机的创业者。

那时候的华为,还不屑于做手机。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当时在深圳开设工厂的创业者,6个人,几张桌子,一间无尘的平房就构成一间手机配件组装车间。“珠江啤酒一箱一箱的往宿舍搬,从早忙到晚,订单像雪片一样。”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手机市场开始了充分的竞争时期,政商关系并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一家企业的辉煌里,也藏着它最终失败的原因,至少对摩托罗拉是如此。据说在摩托罗拉手机业务诞生之初,当公共安全部的员工们正忙于向警察和消防员销售产品时,手机部门的人已经开始花天酒地。他们用奖金购买了豪华汽车,在一次庆祝聚会上请来了男模,在他们身上画上美元标识,高唱“我们有的是钱。”有天津的摩托罗拉的员工在天涯上发帖,一位台湾高管,一顿饭的开销有时达到1万人民币,并随意地将一些漂亮的卡拉OK服务员招进摩托罗拉。

1997年,小高尔文(Chris Galvin)接手摩托罗拉时,这家公司已经是一个充满官僚气息的庞然大物,在全球拥有60多项业务。短短几年之内,通讯、安全等业务相继遇到麻烦,小高尔文被董事会罢免了。随后,高尔文家族彻底离开了摩托罗拉,用出售股份的钱,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小高尔文的继任者Ed Zander是一个改变了世界手机发展史的人。2004年前后,他和自己在硅谷的好友,苹果CEO乔布斯达成一项协议,合力开发一款摩托罗拉iTunes手机。摩托罗拉教会了世界上最聪明、精明、最具创造力的公司如何做手机。

两年以后,乔布斯推出了第一部iPhone。Ed Zander不是没有看到智能手机的趋势,但他认为,摩托罗拉已经没有做智能手机的DNA了。

这位CEO还犯了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中国市场。当中国升级到3G网络时,中国区经理还在卖老款2G手机,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摩托罗拉还疯狂打折——而他对此一无所知。2007年,摩托罗拉中国区业务彻底崩溃,霸主的地位由他的天津邻居三星取而代之。就算天津人恋恋不舍,摩托罗拉再也回不去了。“外交官+政治家”赖炳荣无力回天,黯然离场。

2009年末,iPhone 3G和iPhone 3GS由联通引入中国市场,在混战的手机圈里,没有激起一丝风浪。直到2010年夏天,iPhone 4正式发布,不论是经典的外观设计还是优秀的操作系统。可以说,iPhone 4重新定义的智能手机,除了昂贵,它几乎没有缺点。就像当年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摩托罗拉“大哥大”一样,有人甚至为了一款iPhone去卖肾。香港的水军也开始疯狂代购iPhone 4,也如同当年浑身绑满三星手机。

有趣的是,同一年,谷歌退出中国,更有趣的是,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的同一天,发布Android2.1版本,从此改变了手机的竞争格局。也是在这一年,珠海之滨,黄章带着魅族M8横空出世,仅仅5个月,销售额就破了5亿。当一众国产手机厂商因为恶性竞争而全线亏损,哀鸿遍野时,黄章和他的魅族在珠海的暖阳里春风得意。

中国手机进入智能机的新时代,摩托罗拉已接近风烛残年。天津的地位,也岌岌可危了。

04 摩托罗拉的遗产

2011年,摩托罗拉将沉疴深积的移动业务拆分,卖给了谷歌,包括位于天津的工厂。固然摩托罗拉依然拥有高超手机制造能力,但谷歌觊觎的其实是移动技术设备领域的专利。这笔交易耗资不菲,达到125亿美元。做搜索引擎的谷歌,裁撤掉了大半的老摩托人之后,转头扎入手机的戮战。

不过很快,谷歌做了一款Moto Z之后,就以亏损6800万美元收场。随后,谷歌以不到收购价1/4的价格,将摩托罗拉移动卖给了联想,将天津的工厂卖给代工企业伟创力。不过,该工厂99%的订单仍然是生产摩托罗拉手机。

杨元庆为此颇为得意,联想迅速跻身世界四大手机生产厂商之列。他甚至还预言称,摩托罗拉移动业务在联想的带领下,将在12至18个月后开始盈利。从结果来看,他有些过于乐观了。

不过,这家没落的巨头实际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中国手机的下半场。

赖炳荣有两个得意门生,钱晨和周光平。雷军第一次见周光平时,他们就足足谈了12个小时,中间叫了两次盒饭。2010年10月,周光平带着一众摩托罗拉前同事跳槽小米。三年后,听完罗永浩的演讲之后,钱晨也拉着一帮兄弟加入锤子,另立山头。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小米和锤子根本没有信心做手机。

摩托罗拉拆分的那一年,中国的年轻人们正在为iPhone疯狂,他们彻夜排队,只为购买一只新款手机。秋天的时候,拥有超大屏幕和4G无线连接的三星高端智能手机Galaxy S II横空出世。Galaxy和Note系列很快成为三星的摇钱树。在手机领域,三星正面怼上了苹果,并在18个月内,登上手机第一品牌的宝座。2013年,三星推出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Galaxy S4,成为中国手机市场中的最大玩家,市场份额高达近20%,而天津工厂每年收益高达133亿美元。

三星的成功为天津在手机制造领域的江湖地位续了命,但颓势很快就出现了。中国的手机故事,已经悄然进入了下半场。

2010年,樱花盛开的季节,原金山软件的CEO雷军低调地成立了小米。那天中午,在北京中关村银谷大厦,雷军和十几个创始人一起,大家都很饿,每人喝了一碗小米粥。公司名字充满了中国互联网的草莽气息。

一年之后,小米开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布会,推出了一款定价为1999元的手机。这款性价比极高的手机,很快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一年之后,小米的出货量就超过700万台。2014年第三季度,小米甚至首次赶超三星。当年煮小米粥还需要买其他品牌的电饭锅,如今小米自己就已经拥有了好几个种类的电饭煲。

在雷军的刺激之下,一直和运营商搅在一起,生产低端手机的华为终于幡然醒悟。2013年,荣耀品牌成立。依托华为强大的供应链资源,仅第二年,荣耀全年出货量就达到 2000 万台,碾压手机领域的新兴创业者。

国产手机品牌的崛起,也预示着摩托罗拉和三星们的衰落——它们身段灵敏,出招凶狠,还有着更坚韧的意志,从多个方向蚕食原本被外资品牌占据的市场。

真正的致命一击发生在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三星Note7不停的爆出发热起火、爆炸事件,将三星苦心孤诣营造的高端形象炸去了大半。而问题手机电池,全部产自于天津厂区。更扎心的是,第一次在全球召回时,三星愚蠢地将中国排除在外。显然,韩国的李家并不像赖炳荣那样深谙中国。

这根稻草之后,三星在中国开始节节败退。到2018年,三星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降至0.9%。天津工厂终于没有等到今年的春天,于元旦前夕宣告关闭,2600名工人被迫失业。

至于三星的邻居摩托罗拉天津厂房,在被谷歌卖给伟创力后沦为代工厂,在两年前,又因联想将生产基地迁往武汉而宣布歇业。厂房几经转手,现在已经成为京东物流的仓库。

自此,中国手机再无天津故事。

从在华风生水起到黯然谢幕、内外交困,摩托罗拉和三星是外资工业在这片土地上兴衰的注脚。高傲的外企精英们,已经开始失去对中国市场的洞察和掌控。赖炳荣曾对媒体公开称,今生最大的遗憾是看错了马云。上世纪90年代,马云曾找他聊过投资。这个科技的门外汉,只会唾沫横飞的演讲的人,怎么可能成功?赖炳荣拒绝了他。

时至今日,不知道叶迪生如何看待招“巨人型企业”这条发展路径。就今天活跃手机品牌而言,不论是小米、锤子,或是荣耀、OV,没有一家诞生于天津。这多少给中国的城市发展上了一课,仅有产值,但没有创新力,也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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