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互联网医疗3.0时代的顶端 —— 如何突破数字疗法

前言 —— 什么是互联网医疗的3.0时代

基于移动互联网诞生的平安好医生、京东健康、微医、好大夫等一众移动医疗类产品,随着这其中的头部玩家们的上市迎来了互联网医疗2.0时代的高光时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伴随着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很难找到足以支撑其股价的亮眼业绩,互联网医疗是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其实在之前的多篇博文以及行业分析中,大家始终没能看透互联网医疗行业的盈利模式,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政策与医疗模式的巨大差异。上述提及的各公司本质上都是想把美国的HMO模式搬到国内,但美国的医疗支付方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这给整个医疗健康行业注入了巨大活力并拥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反观中国的体系则极度依赖公立医疗及基本医疗保障系统,随着2020年初的那场疫情,虽然使得互联网医疗公司的访问量成倍增长,股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但盈利能力依然没有改变,伴随着疫情的延续,多项与医疗行业相关的政策或指导意见相继颁布,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公立医疗体系的重要性,因此公立医疗体系虽被诟病数十载,但其地位却是越来越不可被撼动。

随着各项政策颁布、试点,强化公立医疗看似更像是未来医疗的主旋律。其实业内专家及政策制定者也已经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透露了这种趋势。目前大量公立医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医院,DRGs与DIP付费模式、增加基层医疗工作者收入、医药分离、集中带量采购等从“三明模式”中演化来的政策无一不在透露着信号。

那么在互联网医疗3.0时代 —— 回归公立,最早提到的这些公司所代表的民营资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是否还有生存空间呢?亦或是应该偃旗息鼓,早日退场?

3.0时代的风向标

在战略管理中,可以说在所有行业中都只有两件事情要做 —— 增收与降本,但医疗行业,特别对国内公立医疗来说,因为被定义为非营利性机构(不等于不需要盈利,此处不再展开),所以“所有以增收为目的的事项都不是公立医疗体系要考虑的”,这导致了两个结果:

  1. 基层医疗以及非知名三甲医疗虽属于公立医疗范畴而不能考虑以增加收入为目的,收入低和晋升不畅导致基层医疗人员失去了工作动力,早已处于躺平状态;
  2. 几乎所有以“降本”为目的的工作都属于院内或业内范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分更像是医疗信息化而非互联网医疗,资本对于信息化的兴趣程度远不及对互联网的;

从反垄断到滴滴私自美国上市被打压、阿里被罚、腾讯捐助1000亿到“共同富裕”基金、美团被查等无一不在展示着政府对纯资本的厌恶。可以说经过20年的快速圈地,资本已经赚得彭满钵满了,但是想要在玩20年资本,恐怕机会就很小了。那么各种政策和现象的指向到底是什么呢?

涉及民生的安全、教育、医疗的主角是国家,民营资本可以参与,但请别主导,千万别和国家对着干

那么根据上述推演,科技公司来参与公立医疗强化的主要通道就是像建立公立互联网医院那样来承接信息化项目,万达信息、卫宁健康、医渡云、联影医疗这样子的公司重新获得了生机,逐渐走到聚光灯下。医疗AI观点澄清3、CDSS基层医疗赋能、DIP支付接入、互联网医院等项目均是大浪潮下值得深入的探索的。

另一个方向是最终面向C端的(包括直接2C,2H2C,2G2C等),数字疗法 —— 是互联网医疗摆脱纯模式运作,走向实际产出的一个机会。政策已经开始走向扶植科技而非简单关注投资回报率了。

着重讲讲数字疗法

与互联网更相关的是数字疗法部分,一路从互联网医疗1.0时代走来,最被诟病的两个点就是医疗效果和盈利模式,前者属于食之无味,后者本质上来讲就是卖药;更有甚者把这个游戏给玩砸了,导致公众对互联网医疗、莆田系 观点澄清4 医疗都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

前文反复提及互联网医疗缺乏商业模式,那么当来到互联网医疗来到3.0时代,为什么说数字疗法就有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呢?因为药物经济学效益。

药物经济学,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性价比区间内可以治疗好某种疾病。一旦突破这区间,虽然理论上疾病依然能够被治疗,但是会使得患者无法负担得起,或者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负担不起。举个近期的例子,癌症治疗的最新手段CAR-T疗法,目前在国内第一个获批的复星凯特,单次费用为120万人民币左右,已属全球价格最低廉的CAR-T疗法,但是其作用为:“能够为50%的患者延续2~3年的寿命”。可以说这是一种及其有效的疗法,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真的难以负担。

但如果把场景放到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常见慢病上来说,数字疗法的药物经济学价值或许就会显现出来,因为疗法主要是对个人的饮食、运动及作息进行管理从而预防或治疗上述疾病。第一次出现了“互联网产品可以对疾病治疗产生作用”,而不再是通过某种模式倒卖药品或医疗资源了。只要运作得当是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获得收益,达到多赢的局面。

三明模式的另一面

在这个大背景下,不得不提一嘴三明模式。什么是“三明模式”?虽然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必要的解释还是要做一下。事实上,三明模式主要概括为3个核心点:“三医联动”、“三保合一”、“医务人员目标年薪制”。具体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三明模式’离全国推广还有多远?”,如果还看不懂,可以百度下关键词“三明模式”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好了,今天主题是要研究互联网医疗与三明模式的关系。回顾三明模式,简言之就是用政策手段来调节支付比例,无论是调节药占比,还是调节收入都是通过强化支付环节,取得体量优势,从而立于谈判的高地,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可以说基本上把药厂的常规药品水分拧干了。可是若你细品三明模式细节之后,你会发现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高深的政策,如果需要的话,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随时都可以做政策牵引,这些政策与信息技术、互联网医疗等这些新时代产物并没多大关联,虽然政策制定的路径非常坎坷,但是政策本身并没多特别,任何人都能轻易想到,并且即便回溯到20年前,那个医药代表泛滥成灾的年代,这些政策也是可以出台的。那么科技公司到底对改革有没有帮助?或者换一个问题,科技公司需不需要参与到医疗改革大潮中去?

福建省三明市医保改革样张

大家看到的三明模式的成功几乎可以和政策牵引成功画上等号。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的医保政策与医疗市场格局,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治疗环节离不开药品,国内药企最初连仿制能力都不足,创新研发就更不靠谱了,所以在那个年代“通过市场换技术”也算是各行各业的的通行做法,这种做法换来了两个结果,第一,海外药企借着这个机会大量敛财,国内仿制药在利益驱动下同样也收获不少,在价值链上,牺牲医护收入来驱动国内药企研发;第二,伴随着各种利益博弈,滋生了腐败和各种利益纠葛。三明市的改革其实是从政策上回归本质,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做法。

再次回到核心问题,科技公司要参与么?笔者的结论分为两个要点,第一,无论哪种科技公司的产品都无法像政策牵引那样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于政策,现阶段能产出成果很容易让人忽略;第二,通过政策让医疗回归本质之后,还需要长期精细化运营,那个阶段才是科技手段展示实力的时候。所以现阶段科技企业需要保持跟进,在政策改革的爆发期,没必要妄自菲薄,况且科技企业本身也是需要政策支持的,在改革下半段再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商业模式

很有可能你看过下边左图,一般各种行业分析说明的对数字疗法商业模式的概述;右图则是 2021年7月30日数字疗法全球分会上,蛋壳研究院院长姜天骄分享的对于数字疗法商业模式的思考。

笔者看来,显然姜院长的分析更具透彻一些,而左图则基本是把海外模式“翻译”到了国内,实际国内情况大相径庭,几乎不可能沿用在海外都不太成熟的模式。此话怎讲?

先来看左边的“医疗合作模式”对应右侧则是2H、2D,姜院长的分析是2H尚存一点可行性,2D不可行。从数字疗法角度来讲,我认为姜院长分析大概率是正确的,在互联网医疗2.0时代,头部互联网医院玩家运用多点执业直接与医生合作,解决了体制内医生收入低的问题,但是这明显不符合大公立小民营的趋势,进一步考虑国内支付方因素,2D路径是无法获得支付方支持的,所以说2H尚有一线生机,2D几乎完全不可行。

其次,看看“企业(组织)团队付费”对应右侧则是2B,这条路径是美国HMO模式的典型和主要路径,姜院长的分析是国内有一定可行性,本来笔者是完全不赞同的,其一,因为企业最多只可能采购泛健康服务,而不会采购某种专病数字疗法;其二,国内企业用工成本逐年增高,在税收没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例如员工健康支出可以抵税),企业是没有额外资金来支持这种员工健康服务支付的。但是考虑到近期国内“共同富裕”概念成风,政策层面是否会要求企业强制为员工配备一些商业健康医疗服务,的确是有些许可能的,但这售卖的还是HMO服务,而非数字疗法。

再次,“会员订阅付费”对应右侧的2C,这个模式显然国内是死路一条,当然,针对某些医保不覆盖的疾病,特别是类似儿童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等,如果研发出较为有效的数字疗法,是可以尝试2C的,但是同样难以看到规模化的可行性。

最后,“智能硬件切入模式”与右侧2P较为贴近,作为消费级产品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在睡眠领域,即便不是数字疗法其实也可以配合硬件组成方案的,但用户感知更多的是硬件而非疗法本身,专业的硬件公司来做反而优势更大。2P的确是在国内可以让最大支付方参与的最可行的形态,这点笔者也非常赞同。

最后的最后,右侧还有2G和2I两条路径。2G的路径来看,帮助政府公立医院进行慢病管理工作从而获取项目费用或者其他交换利益是一种信息化产业模式,这种模式有一定持续性、盈利性,但是从资本角度看来,仍然不具备大规模化基座,但可以作为最终形态的的一个路标。2I的路径可能并不是数字疗法公司可以单独努力的,但是海外的交互式健康险、健康信用福利等产品形态也已经有所突破和斩获,这是保险的未来形态之一,值得探索但目前国内空间不大,道阻且长。

与医保的关系及进军路线

毫无疑问,国内医疗健康领域最大的支付方是国家医保。与美国环境差异巨大,所有的最终面向C端的产品都必须考虑通过国家医保进行转移支付。这里并不是说必须要通过医保,但是只要有任何的可能性,都应该要重点考虑一下,但笔者可以很坚定的说,在中国如果无法通过医保转移支付,又没有非常刚性的特性或疗效,这样子的产品最终都无法获得大面积的成功。

先介绍几个概念:

医保账户分为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前者是由国家医保统一管理的,与个人无关;后者则是隶属于个人的账户,本质上就是自己的钱,并且,这部分钱是专款专用的,仅能用于医疗类消费。请注意这个前提,虽然动用医保个账是门槛最低的,但是其仍然受限于“医疗类消费”。

医保报销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100%统筹支付,国家统一目录,由国家医保局制定。乙类90%统筹支付,10%个账支付,由省医保局在国家医保局规定目录数量上可以浮动变化15%。丙类则完全由个账支付,种类由地区物价(请注意,这里是物价局而非医保局)确认。

所以,所谓“个账支付”包括动用个人的医保账户中的余额进行支付,也包括使用现金支付,当然,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优先动用余额支付,一方面这里的余额没有利息,另一方面,余额的使用场景也受限,既然遇到可用的场景就会优先使用。

概念解释完了,很显然我们得到几个结论,数字疗法必须要成为“医疗类”产品才可能动用医保账户,哪怕是医保个账。通过NMPA的认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这是进入医保体系的敲门砖。目前NMPA对于数字疗法的认证结果是医疗器械 观点澄清5 ,成为器械之后, 即可在医疗机构及药店内销售 ,若想让医生在处方项目上开立产品就会需要线下团队或者通过药品流通商的资源打通。这条路径上需要有人力投入还需要政策支持,虽然政策对处方外流有支持,但今后政策面会趋于收紧,这种钱任然是偏灰色的。

更合适的通路则是通过医保局的要求,让医生优先开立相关产品。这是天方夜谭么?是,但也不完全是。

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要证明一件事情,即通过数字疗法是可以节省总体医保费用支出的,也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数字疗法必须有药物经济学效益。脱离这一前提,互联网医疗3.0时代的商业模式也是不通畅的。下面只是举个例子:

再进一步,院内医生是无法在处方中开立一种“器械”的,院内可开立的且能够被医保统筹(即甲类或乙类)覆盖的只有“医疗服务”、“药品”以及“医疗服务设施”,所以数字疗法在通过NMPA认证成为医疗器械之后,还必须融合进上述三个目录之一。

  • 药品:从狭义的定义来看,数字疗法今后并不会成为一种药品。但是不可否认,其使用过程的确很像药品。从目前全球范围内来看,短期内并不会被当做药品,只能是形成一种配合“药品”使用的疗法。
  • 医疗服务设施:从NMPA的狭义定义来看,数字疗法基本与之绝缘,不再延展。
  • 医疗服务:这是仅存的可能性了,同样的,数字疗法既然是器械了就不可能是服务了,但却可以融合进服务。举个例子来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作为一种器械,就不是服务,但却可以与某项手术融合,例如胃部达芬奇手术。

思路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公司凭借自身产品和优势各显神通了。祝各位CEO武运昌隆。

观点澄清

  1. 中美模式有差异但没有孰好孰坏之比较。事实上,中国的确展示了举世瞩目的疾控能力,只是以民营资本视角来看这种模式下缺乏探索空间,对资本并不友好
  2. 个人观点中,本文采用狭义的“互联网+”行业定义,即“互联网+行业”公司必然是需要2C的或者是要有可靠的2X2C的通道,也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直接或者间接亿万互联网用户进行转化(转化可以是2B的(如淘宝、美团、百度等),也可以是2C的(如滴滴、爱奇艺等))的公司。如果只连接某主体内部或者行业专用网络,不能算是“互联网+行业”,以“信息化行业”来定义更恰当,以医渡云的招股书来看,其瞄准的就是医疗信息化的赛道。
  3. 即便看上去为了降本的医疗AI、CDSS基层医疗赋能等方向,在当下的行业和商业逻辑上也未必是行得通的,但是对技术和算法的积累一定是有价值的。这并不非本文讨论重点,不做延展。
  4. 莆田系可以说是医疗界的黑洞,同样本文也不是为他们辩护的,只是莆田系的确也存在正儿八经认真运营的人。
  5. 当前NMPA没有专门针对数字疗法的审批流程,短期内也不会立刻制定完,包括FDA目前都认为数字疗法是一种医疗器械,但在实际使用场景上,数字疗法反而更像是药品或者医疗服务。今后的政策或法律是否会对此做调整,可以拭目以待。

总结

  • 伴随着三明模式医疗改革,在2H方向上数字医疗是可以深耕的,在2C、2P、2G、2I方向上最有可能成为亿万级市场的形态是数字疗法,数字疗法是互联网公司首次有可能基于循证医学解决患者医疗健康问题的产品;
  • 无论是针对哪种病症或者专科的数字疗法都必须要包含软件、硬件(特别是可穿戴设备)、循证医学逻辑以及管理服务执行,缺一不可;这是通过单一产品解决价值链上所有节点诉求的最合理的形态;
  • 数字疗法是否具有商业前景,最重要的是能否调用医保支付,在中国,作为医疗领域最大支付方,如果不能通过医保转移支付,那么未来市场渗透过程将会非常缓慢,需要投入大量的用户教育成本;甚至笔者认为如果最终这一环节无法突破的话,整个数字疗法产业就不具备大的商业价值;

参考资料与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映射的政策趋势解读
  2. 2021数字疗法国际峰会会议纪要
  3. 数字疗法产业中国行 —— 上海站·城市峰会 会议纪要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